曼图洛夫一说完，整个会议室的气氛又变得安静起来。
他们不是不想说出问题，也不是不敢说出工作上存在的困难，而是不知道该说出什么问题，什么困难。
曼图洛夫是一个比较苛刻的人，这一点在座很多新西伯利亚的干部都知道，所以他们不敢对曼图洛夫说出一些比较大的问题，就算说了，也都是一些责任不在自己身上的问题。
万一问题太严重了，曼图洛夫就要这些干部负上责任，如果困难太大了，最后解决不了了，这些干部又得看看曼图洛夫的脸色了。
“同志们，真的一点问题也没有吗？工作上没有任何困难？”曼图洛夫说话的语气比较中性，脸上也没有表情，在座的人们根本无法从语气和表情上判断出他的心思。他究竟是知道了一些情况，想要趁这个机会把大家批判一番呢？还是真不了解情况，真的只想了解一些问题？
“书记同志……不！人民委员同志，上次去军工综合体视察的时候，我发现一些同志的工作积极性存在问题。”僵局被现任新西伯利亚党委第一书记契尔年科给打破了，他非常了解曼图洛夫的工作风格，也能够理解他现在的心情。
曼图洛夫从莫斯科远道而来，总不能跟他说“啥问题也没有”来敷衍他吧。人家是代表中央专程过来找问题，帮忙解决问题的，不是来听人们汇报政绩的。
既然是来找问题的，是来解决问题的，那总得有些问题要让他找到吧，要让他解决吧。
于是，契尔年科就提出了一个全苏联所有机构（包括党政机构和工厂、集体农场）都会存在的问题——怠工。
在苏联，特别是斯大林时代的苏联，几乎不存在干部贪污**的事情。但懒政、怠工的问题却几乎在各个部门，各个工厂里存在。
这些问题之所以普遍存在，就是因为这些问题难以解决。无论是苏联中央政府，还是地方政府，都没有提出一个较好的解决方案。
结果怠工和懒政的现象不但没有被压制，反而还越来越严重，存在问题的人也越来越多，久而久之就成了一个普遍的现象，一些领导也懒得去管了，任由问题继续存在，因为实在是没法管啊。
一提到这个棘手的问题，曼图洛夫就开始皱起了眉头。他以前当州委书记的时候，也在这个问题上下过不少工夫。
为了解决怠工的问题，曼图洛夫要求新西伯利亚州各个工厂的领导加强监督，让他们增设一个勤工奖，用来奖励工作表现好、生产积极性高的工人，鼓励这些工人保持这样的表现，同时也能鼓励其他工人力争上游，争取得到这笔奖金。
除此之外，曼图洛夫还特意让当地的报章和电台报导有关高产能工人的新闻，大搞斯达汉诺夫运动。（阿列克谢·格里戈里耶维奇·斯达汉诺夫是一名煤矿工人。曾经在5小时45分钟的时间内，开采了102吨的煤。
在1935年8月31日，苏联的媒体对斯达汉诺夫的这一成就进行了报导，从此展开了“斯达汉诺夫运动”，展开了一场工人产能竞赛。）
就在政策推行之后，新西伯利亚州出现了一些像斯达汉诺夫这样的“超级工人”，各个生产效能得到了不少的提升。
但是，那些习惯了怠工的工人实在是太有“自知之明”了！他们知道自己的能力水平在哪儿，觉得自己能力不足，根本就没可能达到斯达汉诺夫那些人的水平，无心争夺勤工奖和斯达汉诺夫那样的荣誉，继续维持原状，继续怠工。
也许你会问：“惩罚怠工的人不就行了吗？”
惩罚工人这一点曼图洛夫何曾没有想过？苏联其他的官员何曾没有这样想过？这个时候的苏联人可是惩罚高手，但要是惩罚有用的话，为什么苏联还存在怠工问题呢？
这主要还是因为惩罚的标准难以量化，一些领导为了避免工厂的人才流失，避免损害领导和劳工之间的关系，所以在惩罚怠工工人的问题上，采用了比较宽松的标准。他们能不重罚就不重罚，能不惩罚就不惩罚。
因为惩罚了，会影响职工和领导之间的关系，还会导致人才和劳动力的流失。如果惩罚过多了，太重了，走的人会越来越多，愿意在这工厂里工作的人也会随之减少，这对工厂而言，是一个颇大的损失。
幸好，卫国战争的爆发，为曼图洛夫提供了解决怠工的灵感。
“同志们，现在是紧张的时刻。”曼图洛夫站起身来，像乐团指挥家那样挥动着双手，说：“在这紧张的战争时期，红军的士兵们在前线战斗，我们的工人们同样也在后方参与战斗！
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军工厂生产的每一辆坦克，每一门大炮，每一支枪，都能杀死一定数量的敌人。
军工厂生产的装备越多，能杀死的敌人就越多。工厂生产的装备越少，能杀死的敌人就越少。
我们必须要搞好宣传工作，利用好媒体和宣传资源，让工厂的同志们意识到这一点，让他们知道自己也是在参与作战。谁生产积极，谁就是抵抗法西斯入侵的英雄！谁生产不积极，谁就是法西斯分子的帮凶！
这个概念，可以通过我们的媒体资源和宣传资源向他们传达，要不断地宣传爱国主义，不断地灌输我刚才所说的，军备生产与卫国战争之间的关系，要让他们知道自己有保家卫国的责任，要让他们知道自己对卫国战争所作出的贡献！
只要我们能够将生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