归化城西一处废弃的喇嘛庙简单修整后成了公民党的总部，这里也正在召开公民党大会，很少露面的党首乌兰今天亲自到会作了重要报告。
公民党目前形势一片大好，在丰州紧密依靠农牧会，在关内努力改造白莲教，党员人数与日俱增，仅在关内的山西、直隶就发展了五万多新同志，把死对头自由党远远甩在后面，同时大统领府也保证改变倾向商会的做法，在下届议事院中每指定一个商会的议事官，同时也要指定一个农牧会的议事官，这对自由党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，公民党在下届议事院中获得多数席位的希望大增。但与此同时，党的组织形式却落后于形势的发展，党员有组织无纪律，自由散漫肆意妄为，在山西甚至有个别人打着公民党的旗号打家劫舍，严重败坏了党的声誉。
乌兰严厉批评总理党务王昉只注重党员数量，却长期忽视党员质量，把白莲教的歪风邪气带进公民党，另外公民党是各族穷人的党，在喀尔喀、清国应该有良好的群众基础，王昉却因为狭隘的族群倾向，完全放弃向关外其他地区发展党组织，导致公民党的发展受到限制，相反自由党却在清国建立了支部，而且把喀尔喀、清国的通商大使都拉进党内，公民党也必须迎头赶上，向喀尔喀、清国渗透，绝不能让自由党独占鳌头。
王昉作了深刻的检讨，承认自己有一定程度的族群倾向，对清国和喀尔喀人民关心不够，但主要原因还是缺乏经费，目前党的经费主要来源是党首每年划拨的三四千两银钞，另外就是靠他时不时从自由党那里敲诈点钱财，这点钱维持党的生存都很难，更别说走出门发展组织，所以关键还是要搞到钱。
“我党的问题不是缺钱，而是脑子不够活，不要拿到钱就花掉，还要想到以钱生钱，别人可以做生意赚钱，你们为什么不可以？”乌兰很不满地摇头，提醒大家把党的发展和做生意赚钱联系在一起，比如巴克那帮商军经常出入清国和喀尔喀，完全可以帮助我党向外发展组织，也可以顺带为党做些走私生意，而且他们也是穷苦牧民、农夫出身，一直在向组织靠拢，这是一支多么好的力量啊，可是由于党内某些人嫌弃他们干过马贼、兵痞，被长期拒之门外，可见关门主义对党的事业危害有多大。
乌兰的话对同志们震动很大，长期的穷困让大家脑子有些僵化，忽略了经营党产的问题，张国基犹豫了一会说道：“哈屯，我在提塘司干佥事，张世安找到我几次，希望利用我党的力量为提塘司做事，我想能不能与张世安合作，顺便也利用他的那伙私盐贩子帮我们贩盐？”
“当然可以，你还可以把张世安连同那伙私盐贩子都拉进我党。”乌兰毫不犹豫答道。
众人脑子突然活了，七嘴八舌想出一堆赚钱的歪门邪道，并且一致推举党内最懂生意经的毕力格负责党产经营，大家还认为党的喉舌《公民报》虽然发行到每个百户所，但始终缺乏能打动老百姓的文章，还不如宣传发家致富的《自由报》宣传效果好，王昉推荐大同的高贺来办报，乌兰立刻拍板，先考察一段时间，然后破格提拔掌书记。
“诸位，秋收就要开始，自由党肯定会大张旗鼓拉拢人心，我党绝不能给他们可趁之机，全体党员要在劳作中奋勇当先，让乡亲们看看谁是最可信的人，”乌兰面对同志们站起身，挥舞着拳头喊道，“我党的口号是——”
“自由、平等、仁爱，实现天下大同！”党徒们立即起立同声高呼。
丰州的秋收是和秋役、秋操连在一起的，首先是秋收，男女老少一起下地，各自收割自家的庄稼，缺劳力的人家也不用急，百户所会根据情况调剂劳力，还有热心的蒙古人牵着牲口来帮忙，不让一粒粮食落在地里是丰州的铁规矩；然后是秋役，大家一起干十天的公役，主要是整修水利、道路和村寨，这是为今后做打算，家家户户都支持；最后是十天的秋操，各府卫的预备兵回所属建制与营兵会操，剩下的男丁，也就是守备兵则由守备所军官带领操练。这一过程前后要忙将近两个月，除了有公务在身的官吏、营兵和工匠，其他男丁都要参加，其中秋役、秋操还给每丁一日发两升粮，女人、孩子也欢迎参加，一日发粮一升——当然也有例外，依据丰州法令，男丁不参加公役、练兵者双倍罚粮，这其实是给有钱的商人开个口子，准许他们花钱免役，不过其他人没钱，还巴不得给家里挣点粮食，自由党、公民党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宣传机会。
自由党的有钱人对农活一向不屑一顾，既使偶尔干一回，也不过装装样子，最多在农忙时煮几锅肉汤、散发些包子、馒头邀买人心，但今年不同了，开镰第一天就以全新面貌登场亮相，排着队敲着锣走进田间地头，一路不停地喊口号、贴标语，还向地里的农夫赠送小农具。他们下了地就往农夫身边凑，一边笨手笨脚干农活，一边认真地说自由党也是苦出身，虽然挣些钱，但还是农牧民的好朋友，一定会带领大家共同致富奔小康。党徒们也不放过休息间隙，抓紧时间给大家读报帖，这期《自由报》也怪，一句大道理也不讲，专门介绍养猪、养鸡的先进经验，很吸引了点人气。这一幕在丰州各地上演，自由党的精心策划颇有成效，似乎拉近了与穷老百姓的距离，至少有人跟着他们喊“支持自由党，共同奔小康”的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