放夫，这里的“夫”不是指“丈夫”，是指“民夫”。
“放夫数额是多少？”赵兴问。
“十六万，十四万人属差役，二万人属雇佣。朝廷谕令：当此久旱之际，更重困民力。罢去大役，实慰群情。宣喻各州县，尽放得十六万夫，伏乞传宣催促，尽令放散。
贴黄曰：‘方今农作之时，正借人力，况农家一岁之望，正在寒食前后。今夫役以二月十二日兴工，一月了当，人夫得归。’”
《放夫令》的原由赵兴知道。正月时，由于久旱，黄河的水位降到了历史最低。宋代黄河北方是分岔的，有两条大支流。这样做原本是为了分流黄河，降低水灾。但由于持续的大旱，其中一条黄河支流在这一年干涸了。
基于此，御史中丞梁焘、谏议大夫朱光庭便建议“罢修黄河”。为此，政事堂又经过一番争吵，有人坚决反对，因为修黄河是个捞回扣的机会，梁焘等人这是断人财路，但最后争执的结果，就是这《放夫令》。
政事堂认为连年旱灾，这时候应该让百姓进行休养，以便恢复民生。
“政事堂兖兖诸公的脑能量，不比一条鲶鱼大多少”，赵兴摘下一片新发的嫩叶，在手里撵动着，嘲讽的说：“天不下雨，放百姓回家，百姓吃什么，吃泥地里的土吗？这时候正应该把百姓组织起来，给百姓一口饭吃，让百姓以工代赈干点活。可惜……”
高俅摇头苦笑。
评心而论，这不能指责政事堂的官员，他们是想让百姓休息。比如诱发这件事的主要原因是河监李伟。这人招募农夫，只给农民发二百文钱的工钱，政事堂派人调查，发现百姓做了河工，还要往里头自己补贴一百文。于是，政事堂怒了，指责李伟修黄河一年花了六千贯的巨额资金，却让一郡百姓痛苦不堪，于是才有了这道《放夫令》。
“李伟的钱太少”，赵兴评价说：“虽然修黄河只干了一个多月时间，但六千贯能做成啥事？上面拨的钱太少了。”
高俅笑着回答：“我看李伟手下是少个会经营的赵离人，我们这二十万民夫干了整整两年多，前后花了几十万贯，李伟才雇了两万人，当然他要省着花了。
不过，诏谕：夫役以二月十二日兴工，一月了当。今天是二十七，我们也只剩下十来天的功夫，以遣散民夫。离人，要早做规划。”
诏谕要求从二月十二号开始，一个月的时间把所有民夫遣散。这意味着赵兴这里只剩下十来天的时间。
宋朝遣散农夫，不是一声号令就让农夫回家的，太宗皇帝规定了，农夫遣散的时候，每人要发二百文钱，酌量给予一定的米作为补偿。二十万人挨个发钱粮，确实时间够紧的。
赵兴摸着下巴，若有所思的说：“我们可不可以做点手脚，比如《放夫令》规定的是遣散农夫，可我们干活的主力是厢兵，厢兵应该不包括其中。更何况我们杭州发的工钱足够，厢兵们干活，也算是养家糊口。真要遣散回去，他们以何为生？”
高俅劝解：“离人，这风头上，不要顶风硬上了，今年不能大兴土木，即便是由厢兵做，也是不妥的。”
赵兴满脸的遗憾：“再有两个月，再有两个月就能村村通上石板路，可惜……这是不是也意味着，老师想开挖通海运河的事情，根本不可能被批准。”
高俅也学着赵兴的样子，揪下一片嫩叶，在手里揉着回答：“当然，刚才传来的消息，苏公的奏章在两浙路就被打回来了，已有官员向我暗示，若是苏公打算绕过两浙路直接上奏，他们就要弹劾。”
赵兴扔下手里揉碎的叶片渣，叹了口气：“这也意味着，胶州大运河的事，根本不用想了。”
“当然！”高俅回答的很坚决。
其实，苏轼在杭州做的事情，也就是现在所谓的“投石效应”，他先用官府投资向灾害严重的市面上投下一笔钱，利用这笔钱刺激经济的复苏，而赵兴过去提到的胶州大运河的事，也是基于这个想法。在这个灾害连连的年代，迫切需要其中一个大型投资项目。但……
最初倡导胶州大运河的范锷已经贬官到了黄州，任黄州知州。现在李常也贬了。但胶州大运河的运作实际上并没有平息，自范锷提出这个想法后，民间资本都在测算这条大运河的可能收入……但现在，黄河一条支流干涸了，仅剩的那条支流水浅的也行不了大船，所以，许多商人已经开始打退堂鼓。
而《放夫令》一发，又从官方层面堵死了胶州大运河的最后出路，这个宏伟的计划看来除了具有军事意义外，已经不具备获利空间。
“不行，杭州的道路必须完成，为山九仞，不能差在最后一筐子土上，大工程他不让搞，我们就肢解，反正还有一笔工程款，沿途的道路都已经规划好了，就让他们分包，将土地分包给个人，把修路工程化割为一小段一小段。
还有，你去找我老师，让他上奏暂缓解散厢丁，就说杭州经过大灾，人口锐减，二十万厢丁百姓不堪负担，不如依据《放夫令》，将他们遣散进入民间。奏章里还要请老师保证，遣散这群厢丁不用朝廷出一个钱，而且来年保证为朝廷增加税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