躺在地上的管事动了动身子，感觉小腿传来一阵剧痛，他呻吟一声，希望引起别人的注意，但紧接着，一阵剧痛让他昏了过去，耳中模模糊糊，最后听到的是赵兴憨厚的嗓门：“是钱龙图（龙图阁待制）大人，学生有礼了……学生实不知他们是何人也？我还纳闷，啥时候京师变的如此不安全……”
等到中午过后，返回家的苏轼也听到了这消息。宋代有个奇怪的法令，应试的举子如果牵扯到官司，可以在考试完后再进行审判，这条法律类似现代对人大代表的豁免法。赵兴这件事也照此处理……但实际上，这件案子已经结束。
因为案发现场是在别人家的院子，这几名辽兵首先犯了非法闯入罪、入室行窃罪，至于他们到别人园子里干什么，那还不由得赵兴说，而且赵兴咋说咋有理。
这场战斗赵兴一方并不是毫发无损，陈伊伊“溅了满身血”，“受到极度惊恐”，需要好好疗养，而程阿珠则“被撕破衣袖”，暴露出那伙人的“非礼”不轨行为。赵兴这方面还砍断了一把价值万金的好刀……可以想见战斗的酷烈。
至于说到赵兴这方面，除了管事“在打斗中被人踩断了腿”，其余的毫发无损……那只能怪五名辽兵太窝囊，五对五（加上管事、金不二），依然被人全体斩杀。
辽国使节无话可说，因为他们这一方，能够描述现场情况的人，已经永远开不了口，所以最后的结局在当天下午就已经接近完成——辽使索要一笔赔偿，以安抚死亡者的家属。但赵兴坚持在结案后再给。于是在辽使的要求下，这件案子操作结束。
由于这一案件发生在居民院中，事件双方都不愿对外张扬，结果这件事在无声无息中结束，五名辽兵的死连一个雪花都没有引起。东京市民完全不知道有这事发生，他们依旧快乐无忧的享受着自己的生活，然而此事过后，再没有辽兵敢走进赵兴的院子。这是那场凶杀案的唯一引起的变故。
赵兴的案子忙忙碌碌，耽误了苏轼一家人的午饭，等到处理完毕，晚饭时间已经到了。苏轼摸着咕咕响的肚子，无奈的望着赵兴：“离人啊，我常夸你行事稳重，你怎么就那么忍不下气呢……你我是知道的，一头小牛都挡不住你一次，你有杀他们的本事，为什么不擒下他们交给官府处理。”
赵兴叉手不离方寸，脸色平静，一点不像刚砍了三个人：“老师，有三个原因让我不得不斩尽杀绝，第一：我来自山里，山中猎户都知道，什么样的猛兽最可怕——受伤的野兽。猎户们一旦出手对付猛兽，不到它完全倒地，绝不肯上前。兽且如此，况乎人哉？”
打猎？赵兴居然将那场冲突喻为打猎，这倒让苏轼有点不适应，因为他杀的不是野兽。
赵兴接着说：“我学习的是唐手道，唐手道经常教导人：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，每当你要出手时，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——准备好承受动手的后果了吗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那就出手不容情，狮子搏兔也要尽出全力。
第三，我知道他们是辽人，一场冲突，双方各有各的说法，如果他们活着，自有对这个事件的描述，他说他的，我说我的，官司纠缠起来，谁知道何日是终结——我既然知道受伤的野兽最可怕，我既然准备好了承担动手的后果，那我何必留着他们那张嘴呢？
死去的敌人是最好的敌人，他们死了，在场的人只剩下我的人，当时的情况怎么样，还不是由得我说？按当时的情况看，我有大把的理由、充足的道义杀死他们，因为他们是侵入，是到了不属于他们的地盘。他们躺在我的园子，我还需要杀死他们的理由吗？”
苏轼没想到赵兴说出这番理由，他沉思片刻，觉得这番理由还很有道理，至少逻辑严谨，想要攻击这番理由，只能从圣贤书上找道理——圣贤书说要以德服人，要仁义，要给侵略者以改正的机会，让他们知道这种侵略方法不正确，下次换一种方法来侵略。
可苏轼不是迂腐的人，他想了半天，劝解的话实在说不出口，因为他知道，圣贤书上某些理由是用来害人的。
苏轼叹了口气，把刚才的话题放到一边，他问：“你打算什么时候搬家？……对了，你跟和乐楼的人很熟吗，怎么他们今日没来算账，连满房子的银器都没有取走？”
宋代的酒店到别人家里做包席，一般都会扔下一套银器，等到第二天，或者在主人空闲的时候，再登门算账，取走留下的银器。从这个风俗中可以看到宋人的朴素。
当天苏轼的宴客是由赵兴签单的。一般来说，第二天苏轼在宫里值守，和乐楼会在隔一天上门，与苏轼结账。苏轼听说了赵兴的新居是和乐楼帮助找的，但对方的人却没来跟他算账，这让他有点纳闷。
赵兴随手从怀里摸出一张账单，递给苏轼，顺手问：“老师，那些伪钱的事情怎么样了？”
苏轼摇了摇头，脸色有点不好看：“伪钱的事情倒不算什么，为师将那箱藩外铜钱呈到堂上，御史立刻没有言语……他们现在不关心伪钱问题了，有更大的事情让他们操心。”
更大的事，还有比伪钱更大的事？赵兴查根问底：“老师，那伪钱怎么算？是否要查禁？”
“不会查禁，有朝臣甚至建议：我大宋过去流出铜钱无数，现在诸藩国既然能铸造出这么精美的